90年代编订的《延川县志》记载，1969年1月23日，北京1300多名知识青年来本县落户插队。知识青年们搭乘知青专列，从北京驶往陕北，一天一夜后，抵达陕西铜川站，然后换乘汽车，穿越黄土高原上的千丘万壑，来到延安，继而被分配到各县、镇、村。
北京知青吴乃华在《我的知青岁月》中回忆说，这一路，“全是土路，一辆接一辆汽车行驶在陕北的塬上，扬起了漫天的黄尘，人人都是灰头土脸”。从铜川到延安，大约有200公里左右的路程，习近平先到延安，继而被分配到距离延安80公里左右的延川县，最后，到了文安驿镇。
文安驿镇坐落在延川县和延安市之间的山岭中，古时曾设文安县，隋朝撤县并入延川县后，又一直设驿站，遂称文安驿。
78岁的石玉兴，当时是梁家河大队一队队长，他向本报回忆说，社员们吃过早饭就出发了，赶着毛驴车，带着孩子，沿着山路赶了大约两个钟头，到了文安驿公社大院，看见了“一群十六七岁的小伙儿和姑娘”。“文革”期间，先后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其中大部分人是1969年初来到延安地区的各个县农村的。当时延川县接纳的千余名北京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
公社已把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到自己村的知青，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石玉兴和社员们带着15名知青回到梁家河村。
回到村子，习近平被安排住到村民张侯娃家院内，当时，住在1号窑洞内的知青，分别是习近平、雷平生、王延生、戴民、杨今生、佟大民。如今，这座院子仍保留着当时的原貌，院子坐北面南，背靠着一座小山丘，东侧有一棵槐树，由西向东分布有三孔窑洞。窑面上题有“为人民服务”，两侧竖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落款为1970年。
在当时，延安广大农村仍然是“毛驴驮水，牛耕地；煤油点灯，粗布衣”，有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饱。窑洞里没有木板床，只有一盘土炕，很多人挤在一起。
与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的兵团知青最大的不同是，陕北的知青基本是“撒”在延安山沟里的，有的村子四五人，多的十几人，延川籍的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向阳说，“这些知青接触到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而不像兵团知青那样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百姓没有更深切的接触。”
没听他叫过苦
当被问起对习近平的第一印象，石玉兴说，“有知识，爱读书”。帮知青搬行李的那天，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让村子里的老人至今印象深刻：有位社员率先挑了一个小箱子，结果路上歇息时，发现他搬的箱子比其他人都沉，一度好奇“里面是不是金元宝”。
后来才证实，那个小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全是书。
但是，知识青年们来到农村，首要任务是劳动。延安方言中，把劳动叫做“受苦”，与平原地区不同，黄土高原上山多、地少、缺水，耕作条件分外艰苦。
来到梁家河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习近平在村里的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坝淤地，石玉兴说，习近平的工作是铲土。
在黄土高原上，平地是珍稀的资源，《延川县志》显示，全县地面倾角15度以下的平缓地，仅占土地总面积24%左右，25度以上倾角的陡坡地占土地总面积接近60%，地形复杂，大量农耕地位于河道、沟壑的坡面上。
而按照统计，倾角25度以下的平缓地，粮食亩产量一般在150公斤~300公斤，而倾角25度以上的陡坡地，由于重力侵蚀活跃，水土流失严重，亩产量仅为20~30公斤，基本不宜耕作。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陕北地区开始大面积进行土地治理，主要内容是在山坡上平整梯田，以及在沟道中打坝淤地，即打淤地坝从沟道两侧山体铲土，填入沟道，同时在沟道中用泥土打坝拦截汛期洪水，淤地、漫平、造田。陕北民间流传：“宁种一亩沟，不种十亩坡”、“打坝如修仓，拦泥如积粮，村有百亩坝，再旱也不怕”。
打淤地坝是艰苦的工作：从山上铲土、填沟、修坝，全部要依仗人力。石玉兴说，一开始，北京知青们干活并不行，习近平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也曾透露，自己年龄小，开始干活很随意，还曾临阵脱逃回过北京。
在当时，习近平从父母处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遗传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很快，他就适应了农村的艰苦劳动。村民们回忆，当时习近平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农历二三月，陕北冰雪初融，他常常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冰水中打坝，“手上磨得都是泡，没听他叫过苦”。
在2003年，习近平接受央视《东方之子》专访时，回忆了那段岁月：“一年365天，除了生病，几乎没有歇着。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还要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到后来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
党支部书记
2005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接受过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采访。他说他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出人意料的是，第一关不是劳动、思想，而是小小的跳蚤。
他说，“当时跳蚤搞得我们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严重到我们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否则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没事了，硬扛过来了……”
在当时，陕北农村，人们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数的几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几乎再也洗不到澡，虱子、跳蚤等寄生虫根本无法消灭。最后，“虱子多了不痒”，知青们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
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习近平也没有忘记不断读书。在石玉兴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书，“都是砖头厚的书，有时候吃饭也看”，村民们都觉得他是个“爱学习的好娃”。
经过艰苦的劳动锻炼，1974年，习近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梁家河村农民党员梁玉明回忆，他介绍习近平入党“完全是因为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习近平等381位博士的文章，所收录的习近平自述说，“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自述中说，“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入党后不久，习近平被选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石玉兴说，大家选习近平，是因为他“踏实肯干，聪明好学，能带领社员搞好生产”。
陕西第一口沼气
11月13日，记者在梁家河村看到，这座安静的小山村普通而整洁，在一些地方，依然可以看到习近平当年“带领社员搞好生产”的痕迹。
一些村民还记得，路边有一块玉米田，“是习近平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带领社员打坝打的”。一进村，就看到显眼处有一块石碑，写着“陕西第一口沼气”，石碑后的墙上是宣传画，两旁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川县志》记载：1974年5月，延川县革命委员会设沼气办公室，并确定县农场、梁家河、延水关为沼气试点。
1974年8月，北京插队知青习近平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建成本县第一口沼气池。
当时，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介绍四川利用沼气的报道后，找到北京支延干部张之森，谈了想在梁家河试验沼气的想法，延川县委研究后，决定派习近平等6人前往四川学习。“从四川回来后，习近平带领我们社员建成了沼气池，这也是陕西第一口沼气”，石玉兴说，解决了农民的做饭、照明和施肥问题。
梁向阳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县里发文件，让全县人学习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大办沼气的经验，我也参加过挖沼气池的义务劳动。现在回过头来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建沼气池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一是能彻底解决农村人的烧火做饭问题，解放生产力；二是有效解决农村的肥料短缺问题；三是因建沼气池能引起农村的‘厕所革命’和公共卫生革命。”
1975年，习近平被乡亲们推荐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告别了梁家河的知青生活，进入另一个世界。
“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了七年队，乡亲们没有因为他是‘黑帮’子女而歧视，相反选他入了党，选举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让他放手工作。”梁向阳说。
他在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晨醒来，发现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院子里为他送行，他在接受《我是延安人》栏目采访时说，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当时是10月深秋，全村人排了很长的队送习近平，足足送了十多里。有十几个人硬是步行几十里路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他们一同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他们第一次照相。
7年的时间里，习近平从一个16岁少年、“城里的孩子”，到远离北京千里之外黄土高原上的陕北农村，经过一步步磨练，成为样样农活精通、业绩突出的村党支部书记。他在自述中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他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